万世师表孔子（上）：坎坷人生路

孔门太山下，不见登封时。徒有先王法，今为明主思。恩加万乘幸，礼致一牢祠。旧宅千年外，光华空在兹。
——张九龄《经孔子旧宅》

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创立了儒学，开创了私学，其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和人生理念影响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而且远播海外。孔子无疑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历史人物，其被尊为“至圣先师”，被誉为“万世师表”，其思想虽或有保守和落后，其积极进取的精神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却光耀千古。

一、贵族后裔，少也微贱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孔子是宋国贵族的后裔，宋为武王灭商后殷人的封地，孔子临终前说：“丘也，殷人也。”
孔子先祖正考父为宋国三朝佐命大臣，“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在位愈久，态度愈卑。正考父又是一位著名学者，曾“校（一说作）商之名颂十二篇”。正考父之子孔父嘉为宋国两朝大司马，公元前710年，孔父嘉被太宰华俯督所杀，宋殇公也一道被害。孔父嘉之后，其子孙均以孔为氏，而其家族也开始衰落。
孔父嘉被杀，其子防叔为华氏所逼而逃往鲁国。防叔传四代而至叔梁纥。叔梁纥以勇力著称于鲁国，并做了武士，被封为陬邑大夫。他在已有两位夫人后，与颜征在结合而生孔子。据《史记•孔子世家》载：“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对于“野合”后世有不同解释，较合理的解释为礼聘不备，即未经媒聘而同居。因此有孔子为私生子之说。据推算，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夏历八月二十七，因其出生与尼丘（曲阜附近之一座小山）有关，且排行第二，故取名为丘，字仲尼。
自西周至春秋时期，不经媒聘而自由同居的习俗并未受到太多的限制，相反，为增加人口有时反而鼓励这种风俗。但随着时代的推移，这种结合越来越失去社会的支持，自由结合的女性往往成为受害者。孔子出生约三年后，叔梁纥死去。抚养孔子的责任完全落到了不幸的寡母颜征在身上。坚强的颜氏不愿向幼子提及生父之事，甚至不告诉孔子叔梁纥的墓地。为了生活，颜氏带着孔子离开陬邑，迁居于鲁国都城曲阜。曲阜是颜族的聚居地，但颜族并无显贵成员。颜征在母子在此虽然可以得到同族亲友的关照，但主要还是靠自己谋生。
更加衰落的家庭、弃妇、孤儿……，这一切给年幼的孔子投下了生活的阴影，也造就了孔子的坚强。

二、多能鄙事，学无常师
童年的孔子在母亲的抚育下渐渐长大，同时也帮助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孔子后来不无感慨地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
鲁国是礼仪之邦，重视学习。少年孔子经常观看都城的各种祭祀活动，浸润于其中，“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十五岁时，孔子立志向学。孔子自述其学习常常“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而就在孔子尚未成年时，母亲又不幸去世，接踵而至的苦难不断磨练着孔子，使他更加坚强而且好学。
幼年的教育为孔子进一步求学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而在无法进入专为贵族子弟所设的大学的情况下，孔子不得不走上自学之路。孔子以《诗》、《书》等为学习的主要内容，而尤其关注礼、乐等当时重要的礼仪制度。为了学好礼、乐，孔子广泛调查、处处留心并向他人请教。鲁国太庙（鲁先祖周公旦的宗庙）里陈列着许多古器，鲁国君主常在此举行礼仪活动。孔子为了解有关典章制度，便多次到太庙考察，凡遇不懂之处就虚心请教，从不以不懂而问人为耻。孔子还向鲁国乐官师襄学习弹琴，并细心领会音乐的内含。
平时，孔子随时注意向他人学习，不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他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还十分注意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孔子关于学习的名言。
青年孔子还曾向来鲁国访问的郯子求教，并受到极大的启发。郯子为鲁国东南小国郯国之君，于鲁昭公十七年（前528）访问鲁国，当时已有一定影响的孔子向他虚心请教，得到接见。郯子不仅传授给孔子许多新的知识，而且为当时学术文化的衰微局势深感忧心，这一点深深刺激了孔子，并启发了他日后走上了文化教育之路。
好学不倦的孔子，凭借其过人的虚心和韧性，转益多师，不耻下问，终于成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为他后来教育子弟和创立儒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开创私学，问学京师
春秋以前，学在官府，即学术文化由王室专职史官掌管，史官学术渊博，职责重要，他们一般代代相传，所掌重要典籍基本由王室保存而难以外传。当时的教育制度有贵族教育和平民教育的严格区分，贵族享有高层次和特殊教育的权利，而平民最多只能接受基础文化教育和必备的军事训练。
但是，春秋前后，因为王室的动荡而使得大批王官（文史官员）流落朝廷之外以至四方诸侯，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尤其是春秋中后期，周王室权力进一步衰微，旧的文化体制逐渐瓦解，朝廷文士由官府走向民间，学术出现了明显下移的趋势，文化教育由官府垄断的状况也必然发生改变，由“官学”过渡到“私学”的时代悄然到来。孔子虽不是创立私学的第一人，但却是大力创办私学的第一人。
孔子创办私学的时间在其三十岁左右，他要求学生的敬师礼很少，仅有十条干肉（即束修。孔子自言：“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尤其令人钦佩的是他的“有教无类”（教育不分贵贱等次）的开放式教学观念，很快赢得了鲁国民众的信任，在孔子的早期弟子中，有很多都是平民子弟。孔子教授弟子的内容丰富而实用，尤以“文、行、忠、信”四科教育学生，“文”即《诗》、《书》、礼、乐等文化课程，“行”即德行，“忠”即敬业，“信”即待人。要之，孔子教学以当时的文化典籍为基础，而以培养提高学生的素质为指归。
由于具有平等的学术氛围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孔子的私学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其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引起了鲁国贵族的重视。大夫孟僖子出访楚国时因不明礼仪而受过羞辱，因此深感礼仪的重要性。孟僖子对孔子注重培养学生守德明礼的做法非常欣赏，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孟僖子临终前郑重嘱咐家人，要求将其二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送到孔子那里学礼。孟僖子的举动反映了当时社会观念的重大变化，同时也说明了孔子办学得到了上层贵族的肯定与青睐。
然而，孔子自己并不满足，为了提高学识、扩大视野，孔子来到了京师洛邑（今河南洛阳）考察文化并向京师文化巨匠学习。孔子对王室的礼制、文物和典籍等作了详细的考察，同时对周及前代的历史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
而孔子在京师的另一重要活动就是拜见了两位文化巨人老子和苌弘。
老子年长于孔子，当时任周守藏史（掌管国家文物典籍之官），学问渊博而清净无为。孔子带上贽礼，拜见老子后，老子领孔子翻阅了周室的典籍档案。孔子又向老子请教了周礼等问题，老子给予了解答。临别之时，老子又告诫孔子，要去掉骄傲与妄想，韬光养晦地做人。孔子对老子的学识和为人极为钦佩，情不自禁地称赞老子是人中之龙，自己望尘莫及。
孔子又拜访了周大夫苌弘，向他请教了音乐理论。苌弘是精通天文、音乐的著名学者，孔子与他探讨了著名乐舞《大武》等的内含。孔子的谦逊与卓见引起了苌弘的赞赏，也引起了京师名士的关注。
孔子返回鲁国后，登门求学的弟子又大大增加了。

四、避乱至齐，参政闻韶
在孔子返鲁前后，鲁国王室内部的矛盾激化了。春秋以后，周王室权力严重下移，而许多诸侯国内部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大夫的力量逐渐强大，产生了“政在大夫”的现象，在鲁国表现尤为突出。早年，鲁桓公（前711－前694年在位）三子（庆父、叔牙、季友）的后代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即所谓“三桓”）便掌握了鲁国的大权。“三桓”各自积极发展势力，历任鲁国卿相，实际已瓜分了鲁国的军政大权。而三族中，又以季氏势力最大，至鲁昭公之时，季平子实际已经独擅朝政。季氏与鲁王及其他贵族的矛盾加剧了。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郈氏与季氏发生冲突，昭公借机企图消灭季氏，但结果叔孙和孟孙与季氏联手，大败昭公，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后一直未能返国，并于七年后病死于晋国）。
由于季氏的专权乱邦，孔子忍无可忍，愤然离开了鲁国，来到齐国。孔子与弟子一行路过泰山之时，无意中听到山谷里传来了女子的哭声。孔子让弟子子路前去察看，原来是一名妇女在为她的家人哭祭。她诉说自己的公公、丈夫和儿子先后都葬身于虎口，子路不解地问她为什么不离开大山，她回答说：“因为这深山里与世隔绝，没有苛捐杂税啊。”孔子知道后，深情地对弟子们说：“你们要记住这件事，苛政猛于虎啊！”
孔子本来已得到了齐景公的好感，再加上通过景公亲信商昭子的引荐，很快得到了景公的召见。景公询问孔子如何才能治好国家，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国君要像国君，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各遵名分，各司其职。齐景公赞叹说：“讲得好啊，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即使国家富了，我又怎能安心啊！”后来，齐国因大旱而出现饥荒，景公又问孔子，孔子提出了节财的建议，同样为景公认同。
孔子在齐经历的最难忘之事就是观赏到美妙的古典乐舞《韶》的演出。《韶》相传为虞舜时期的乐舞，孔子体味其深厚的内容、欣赏其动人的旋律时，完全沉浸于忘我的状态之中，竟至于三月不知肉味，并赞叹说：“想不到音乐之美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啊！”为了解夏礼，孔子此间还曾赴杞国（夏后裔封国）作短时考察。
齐景公认为孔子才能出众，想要加以重用，但却遭到执政的晏婴等人的反对，晏婴认为孔子过分注重礼仪，而且政见不切实际。齐国的其他贵族则害怕孔子当权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因此也都反对并陷害孔子。齐景公无奈，只得放弃重用孔子的念头，并对孔子说：“寡人年老，不能再委用先生来有所作为了。”孔子明白这是委婉的逐客令，他在齐国施政的希望破灭，因此只得与弟子一道返国。因为他得到了有人可能要加害的消息，所以来不及做饭，而把刚淘好的米捞出来就匆匆上路。孔子在齐有一年多时间，返鲁时为三十七岁。

五、精研礼乐，公忠体国
孔子返鲁时，国内局势并未稳定，他面对当时关于昭公问题的斗争感到无能为力，只能保持沉默，而季氏等当权派更无暇顾及孔子。孔子决定集中精力从事文化研究和教育弟子的工作。鲁定公元年（前509），有人劝说孔子应当做官了，孔子说：“能将《书》中所讲的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影响到社会，不也是参与了政治吗？何必一定要做官呢？”
孔子甘于过着清贫的日子，而以钻研学术和教育弟子为乐。他在实际考察的基础上，对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了后世之礼乐损益前世礼乐的文化发展观：“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在比较研究后，孔子更加赞叹周礼的丰富多彩，他说：“周监（借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不仅认为周礼要比夏、商二代更加丰富完善，而且还从周礼的道德理性中发现了仁的内核。周礼强调的道德即是尊尊、亲亲。尊尊强调的是社会关系，亲亲强调的是血缘关系。亲亲以亲子（父母子女）之爱为核心内容，包含慈、爱、孝、悌等道德观，此种道德也就是仁（《国语》：“爱亲之谓仁。”）。孔子在研究周礼时，更进一步发掘并引申“仁”的内含，他反复称：“仁者爱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并不断与弟子探讨“仁”。通过孔子不懈的解说与宣传，建立起了以“仁”为基础的礼论。
孔子在深入探研礼乐的同时，更加广收弟子，并注重以君子人格教育学生。他告诫弟子：“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然而，孔子自齐归国十年后，鲁国仍然没有出现“有道”的局面。鲁定公五年，季氏家臣阳虎作乱，控制了季氏家族，并进而操控了鲁国政权，这种“陪臣执国命”的情况使鲁国的形势更加恶化。而阳虎为了培植亲己势力、笼络人心，于是极力争取孔子从政。孔子不敢直接得罪于阳虎，更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只好虚与委蛇。阳虎最终也未能争取到孔子的帮助，而他却加紧了剪除“三桓”的步伐，鲁定公八年，阳虎企图利用“三桓”家族的异己力量消灭“三桓”，但最终遭到了失败，于次年逃往国外。
阳虎专权结束后，鲁定公也开始聘请孔子参政，五十一岁的孔子被任命为中都（今山东汶上西）宰，获得了初步实践其政治理想的机会。一年后，中都大治，百姓安居乐业，周边县邑纷纷效仿。鲁定公欣喜地问孔子是否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治理鲁国，孔子充满自信地说：“即使治理天下也无不可。”定公于是升任孔子为司空（负责国家工程的长官）。孔子同样尽职尽责，使一切工作井井有条，地尽其利，物尽其材。
由于孔子出色的政绩，不久，鲁定公再次提升他为掌管司法和外交的大司寇。孔子出任大司寇后，鲁国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在外交方面也取得了良好的进展。然而，由于孔子的才干突出，引起了邻国齐国的不安。齐景公担心鲁国会因此强大，并对齐国形成不利。齐国大夫黎鉏建议景公以会盟为名，武力要挟鲁定公，迫使鲁国就范。齐景公采纳其建议，决定邀请鲁定公相会于夹谷（今山东莱芜境内）。
鲁定公赴会时，孔子作为相（国君助理）陪同。孔子提醒定公要以军事作为后盾，以防止齐国武力胁迫，被定公所采纳。
齐景公、鲁定公相会于夹谷，仪式正式开始，两国国君登上高台，行礼结束，齐国官员宣布说：“请演奏四方（边境民族）音乐！”于是早已准备的由齐国武士扮演的乐队手执各种旗帜和兵器纷纷涌向台前。紧急之中，孔子即刻上台，在离高台一阶之处停下（依据君臣之礼，臣下不可与君主同阶），大声喝止说：“两国国君正行庄严的会盟之礼，为何需要野蛮的乐舞？请问齐国执事，应该如何处置？”齐国执事假意要求乐队退下，乐队却并不行动。此时，面有愧色的齐景公忽然看到不远处手持武器的鲁国将士，知道不便草率行动，于是只得挥手示意让乐队退下。孔子的机智与果敢帮助鲁定公一举挫败了齐国的阴谋，齐景公感觉得罪了鲁国，不好收场，于是主动将先前侵占的鲁国土地归还给了鲁国。
夹谷之会使齐国失了颜面而鲁国取得胜利，这场著名的外交斗争展示了孔子的大智大勇，也是孔子从政过程中最辉煌的业绩。
夹谷之会使鲁国在外交上争取了一定的主动，但国内仍然危机重重。不久，因发生叔孙氏家臣叛乱之事，孔子向定公提出了“堕三都”的建议，意欲以此抑制大族而加强朝廷的力量。“三桓”为加强自己的势力，各自经营其都邑，但始料不及的是，当“三桓”的家臣日渐强大之时，他们的都邑反而成了家臣叛乱的堡垒。家臣的接连作乱，使得“三桓”及鲁国君臣深感忧心。定公十二年，孔子“行摄相事”不久，就提出拆除“三桓”都邑（即“堕三都”）的建议，季孙、叔孙、孟孙三氏均表示支持。不久，季孙、叔孙的都邑城墙被顺利拆除。孟孙氏的成邑位于鲁国北境（今山东宁阳北），临近齐国，城邑宰公敛处父认为拆了城墙会失去抵抗齐人的屏障，因此坚决反对，孟孙氏也觉得有理，因此改变了想法，暗中支持公敛处父。由于遭遇阻力，最后终于未能拆除。这样，“堕三都”未能取得真正的成功，而季孙、叔孙却对孔子产生了怨愤，原本已做了季氏总管的子路也被迫辞职，孔子在朝廷的地位受到了重创。不久，孔子也病倒了，面对意想不到的打击，他也只好归之于不幸的命运。

六、游历诸侯，叶落归根
“堕三都”事件之后，孔子受到季氏等的冷落。而不久齐国又送给鲁定公十六名美女乐队，鲁定公在季桓子的陪同下，一连观赏多日而不理朝政。孔子更加感到在父母之国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希望破灭了。鲁定公十三年（前497），五十五岁的孔子在弟子们的陪同下，离开鲁国，准备首先去往西边的卫国。孔子其实还是十分留恋鲁国的，因此行动十分迟缓，学生们不免抱怨起来了。当孔子看到鲁国执政者始终没有挽留他的意思时，最终离开了父母之邦，踏上了卫国的土地。
卫国是周武王之弟康叔的封地，鲁、卫属于兄弟之邦，此时卫灵公在位，卫国形势较为稳定。卫国还有孔子敬佩的大夫蘧伯玉，加上子路的妻族也在卫国，可以提供适当的帮助。孔子由子路的妻兄颜浊邹引荐而拜见了卫灵公，卫灵公郑重接待，并了解了孔子在鲁国的俸禄为六万斗小米，于是给了孔子同样的待遇。但是，卫国贵族因为疑忌孔子而开始散布谣言，污蔑孔子与声誉恶劣的公叔戍暗中勾结，卫灵公半信半疑，派人窥视孔子的行动。孔子得不到信任，并感到前途危险，在卫国滞留十个月后，孔子选择了离开，准备前往陈国。
孔子一行南行经过卫国匡邑（今河南长垣西）时，突然遭到匡人的包围，弟子们十分恐慌，孔子则安慰说：“周文王死后，世间的文化不是保存在我们这里么？上天不会灭绝这些文化，匡人又能把我们怎样呢？”五天之后，匡人终于明白这竟是一场误会。原来，多年前阳虎曾带兵经过匡邑，并对匡人无礼，这次他们误将孔子当成了阳虎，因而意欲报仇。匡人明白真相后，向孔子道歉。孔子一行继续前行，来到卫国蒲地（今河南长垣西南）时，公叔戍恰在这里发动叛乱。孔子一行被包围，不得不答应他们提出的条件，即不得回到卫都通风报信。孔子被放行后，即刻奔赴卫都，弟子子贡不解地问：“刚订下的盟约就可以不遵守吗？”孔子说：“那是受胁迫的条约，为什么要遵守？”卫灵公听说孔子归来，高兴地接见了他，并承认自己不该轻信小人之言。但当孔子建议卫灵公讨伐公叔戍时，卫灵公却犹豫不决，尤其令孔子失望的是，尽管卫灵公将他视作高级顾问，但并不给他实职。
后来，卫国出现了内乱，孔子不得不再次选择离开，但前途却十分茫然。当他们一行来到东南的曹国时，曹国并没有接待。不久，他们又来到了宋国，因孔子曾批评过宋国执政司马桓魋奢侈无度，因此当孔子等人到来时，桓魋即命人监视他们的行动。一天，孔子与弟子在大树下讲礼之时，桓魋竟派人前来砍倒了大树。弟子催促孔子离开，孔子说：“上天赋予我德行，桓魋又能怎样？”
但孔子还是选择赶路，来到西边的郑国时，郑国未予接待。孔子又进入陈国。陈闵公非常尊重孔子，留下了他不时向他请教。此时，鲁定公已去世，哀公即位。后来，季桓子病重，临终前对即将继位的季康子说：“你如在鲁国掌权，一定要请回孔子啊。”而孔子在陈国住了多年，尽管得到陈闵公的尊重，但仍然无所作为，加之陈国本身弱小，难以自保。孔子于六十三岁（前489）时，决定离开陈国而前往楚国。
但当他们经过陈、蔡交界之处时，又被乱兵包围了。据说孔子师徒一连七天都没有烧火做饭，处境异常窘迫，弟子有的已流露不满，而孔子仍然弹琴唱歌，设法鼓舞弟子渡过难关。孔子一面安慰弟子，一面派善于外交的子贡求救于楚。后来，在楚军的保护下，他们终于顺利到达楚国边境负函（今河南信阳）。负函长官叶公恭敬地接待了孔子，并向他虚心请教。楚昭王也欣赏孔子的才干而准备重用他，但楚国的大臣们却担心孔子来到会侵夺他们的权益，纷纷反对。楚昭王无奈，只得打消重用孔子的念头。而不久，楚昭王又生病去世，孔子更加感到难以立足楚国了，权衡之下，孔子又决定折回卫国。
此时，卫出公在位已经四年，政局暂时稳定。孔子的部分弟子已在卫国取得了官职，卫出公虽然有时咨询孔子，但同样未有重用的打算。孔子仍然郁郁不得志。鲁哀公七年（前488），强大的吴国北上，强迫鲁国与之订约并向吴纳贡。次年，吴国又出兵攻打鲁国，因有孔子弟子在内的鲁国数百勇士拼死抵抗，吴国才不得不退兵。执政的季康子感到了人才对国家的重要，而且很欣赏孔子弟子们的才能，于是派人到卫国召回孔子得力弟子冉有。孔子因此看到了回国的希望，十分高兴。
冉有回国做了季康子的总管。不久，齐国又出兵鲁国，“三桓”不想抵抗，在冉有的劝说下，季氏领兵战胜了齐军。事后季康子问冉有如何学得军事才能，冉有称得益于孔子。季康子又问孔子到底是怎样之人，冉有说：“老师的才能如能发挥，连鬼神都得敬佩；但如果不合意，再多的俸禄在老师眼里也不过如过眼烟云。”季康子表明有请回孔子的想法，冉有又说：“您要请老师，一定要诚心相待，而不能听信小人之言。”不久，季康子派人到卫国迎接孔子回国，此时为卫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已是六十八岁的老人，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颠沛生活。
孔子回鲁后，鲁哀公和季康子都对他尊崇有加，季康子尊他为国老，朝廷给他以优厚的待遇。但孔子却依旧“不知老之将至”，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实践。令他欣慰的是，他的众多弟子都已在鲁国任职，而孔子对他们总是约之以礼，严格要求。当冉有帮助季氏加重百姓田赋时，孔子气愤地对弟子说：“冉有不再是我的学生了，你们应当鸣鼓而攻之！”冉有、子路未能阻止季氏讨伐附属的小国颛臾，并称他们无能为力，孔子责备说：“笼子里老虎跑了，匣子里美玉碎了，负责看管的人能推卸责任吗？”
而每当鲁哀公召见孔子时，他总是丝毫不敢疏怠，并极力引导哀公走上正途。一次，哀公问孔子怎样才能使臣民服从政令，孔子说：“任用正直之人而废黜邪佞之人，臣民就会服从；任用邪佞之人而废黜正直之人，臣民就不会服从。”又一次，哀公问及不祥之事，孔子说：“世间不祥有五：损人利己为身之不祥，遗弃老人为家之不祥，抛弃贤人为国之不祥，老者无教、少者不学为社会之不祥，圣人隐居不出为天下之不祥。”孔子力图以道义辅佐鲁哀公，而设法限制季氏等的权力，并多次批评季康子。季康子虽尊重孔子，但毕竟与孔子政见不同，而且迷信权力。当孔子感觉无法说服季氏之时，也就不再积极干政了。孔子最后决定把精力全部用于整理文献方面，以图通过文献对政治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在致力整理历史文献的同时，孔子的忧世情怀往往难以排遣，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仍时时让他感喟，一系列的打击又接踵而至。七十岁的孔子首先遭遇了丧子之痛（孔鲤不幸于前482年病死），次年，心爱的弟子颜回英年病逝，孔子伤心欲绝，又隔一年，子路不幸在卫国遇难，孔子再次悲痛不已。终于，孔子自己也病倒了，幸有弟子子贡、子夏、曾子等陪在身边。一天清晨，当子贡前来探望之时，孔子长叹一声，吟道：“泰山颓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孔子带着越来越清晰的预感和巨大的孤独与悲凉来到了人生的尽头，七天后，终于长辞人间，终年七十三岁，时在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夏历二月十一日。
鲁哀公作了动人的哀辞：“苍天何其不仁，不为我留下大贤之人！为何要让我孤独地忧伤？呜乎哀哉！尼父，我今后要向谁请教？”孔子被葬在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弟子们像失去父亲一样哀痛不已，并按丧父的规矩，在孔子墓旁搭起草庐，为孔子守孝三年，而子贡三年后仍不忍离开，直到六年后方才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