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三千年为何独尊儒术?这个暑假,我带着一丝好奇捧起了鲍鹏山的《孔子传》,走近倡导儒术的祖师爷——孔子。这本书的主人公孔子距离我们已经非常久远,但是鲍先生对他的研究非常深入,按照孔子的人生轨迹,全面立体地向我们展示了孔子的人生际遇、思想变化及学术成就。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孔丘便站在读者面前,再也不是那个神一样的存在,但是这活的孔丘也便更让人景仰,因为他的思想时时处处闪耀着人文的光芒。这篇文章,我主要想谈谈他倡导的儒术的精髓——仁政。
孔子的仁说和礼说相联系,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他的仁政思想伴随着他的生命发育而成长,而推进,我梳理了一下,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一、仁政的起源:孔子的人生理想。
书上说道,孔子进入齐国后,看到齐国政权堪比老虎,因为“苛政猛于虎”;还看到齐国“踊贵而屦贱”,就是被砍了脚的人穿的踊比正常人穿的屦贵得多,说明砍脚的人太多,齐国国君景公实施的是暴政,自己却奢靡至极,穿着黄金、美玉、白银等做的鞋子。孔子失望之极,告诉齐景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八个字的意思就是:做国君要有做国君的样子,做大臣要有做大臣的样子;做父亲的要有父亲的慈爱,做子女的要有子女的孝顺。每个人呢都应该尽到自己的人生职责。在上者应该先尽义务,君在前,臣在后;父在前,子在后。
他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不强调弱者的道德,而是强调强者的道德,执政者先做到,才能要求人们做到。这就是“仁政”。
二、仁的基础是爱人。
据《孔子家语 好生》记载,孔子在鲁国做大司寇(相当于公安部长)的时候,每一件案子都非常慎重地处理,考虑得非常周到。为了不出现差错,总是和下属们一起认真讨论案情,择善而从。孔子认为,大多数人的犯罪,都是被生活所迫,都是统治阶级有问题引起的,这体现了孔子爱人的思想。治理国家,孔子主张用道德去引导,用礼节去整顿,人们就“有耻有格”,会自觉走上正路。好的政治,不是管理人民,而是提升人民。要让人民有体面有尊严地活着。这理念深深打动了我,让我想到了张玉环错判二十几年的冤案。如果当初执法者像孔子一般,张玉环的命运就不一样了。当然现代社会这样的冤假错案只是个别现象。现代社会为何文明,就是因为大多数公民都能各司其职,有尊严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这么新的理念早在二千多年前就由孔子提出,不得不让人敬佩我们祖先的睿智。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能读出孔子的仁。《吕氏春秋 离谓》里记载,一个富人淹死了,被一个穷人捞了上来。捞尸人借机想敲诈一笔。富人家当然不服气。一个叫邓析的(身份相当于现在的律师)给富人家出了馊主意:“他捞上来的尸体,除了卖给你又不能卖给别人,别急,等着。”穷人等急了,也来找邓析。邓析又给这位出馊主意:“这个尸体别的地方买不到,别急,等着。”这样的没有原则,只有权术,没有道德底线,就是“讼棍”,出的是刁钻的主意,劝人为恶。最终邓析还因别的事送了命。如果说邓析是成人之恶的话,而孔子却是成人之美的。《论语》中说,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很公正地站出来告发了。孔子却认为不妥,因为鼓励儿子指证父亲,就必然严重损害这对父子的亲情,这伤害远远大于一只羊的损失。况且法庭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取证据一样可以判决。他站在人性、人伦的角度,而不是墨守成规,很好地维护了人伦,具有人文关怀的情怀。
三、孔子把“仁”作为人的行动标准及道德尺度。
前面讲过,这种道德尺度并不是极端道德主义。比如孔子并不提倡“以德报怨”,而提倡“以直报怨”。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公正来对待仇怨。即使是坏人,也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既不过分宽恕他,也不打击报复,让他得到他应得的。这种行动标准,反而是对绝大多数人的“仁”,而不是对少数曾经伤害过别人的人的“仁”。
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公伯寮,可能是孔子学生里最糟糕的一个,被后人称之为“圣门蟊螣”,即孔子门下的害虫。他竟然在孔子“堕三都”的时候,在执政贵族季氏的身边说了师兄子路的坏话,导致子路丢了官职。有人对孔子说:“您的这个学生实在太坏了,如果您允许的话,我有力量杀了他,让他暴尸大街。”孔子回:“我的道如果能够行得通,那是命;如果行不通,那也是命,跟公伯寮没有关系。”孔子就是这样,以直报怨,反对用极端主义来实现正义维护道德。这种“仁”,是大爱,是大学,也是中庸之道,所以能成为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的座右铭。
读完全本书,我对仁政有了更深的理解。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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